吕顺长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教授

古往今来，中国人对日本的称呼可谓繁多。这些特定称呼，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历代中日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人对日本的好恶判断。

中国历代正史中，对日本有专门记载的共有16种，作为正式称呼，《旧唐书》之前对日本皆称“倭”（包括“倭国”“倭人”），《旧唐书》“倭国”“日本国”两者并列，《新唐书》及其之后的正史，则称“日本”或“日本国”。如《后汉书》称“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三国志》称“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宋史》称“日本国者，本倭奴国也”；《清史稿》称“日本久通中国”。

正史之外，对日本的别称还有“扶桑”“东瀛”等。中国古代神话中称“扶桑”为东方日出处之巨树，日出于扶桑之下，拂其树梢而升。日本被认为在东方日出之处,故后人称其为“扶桑”。而“东瀛”原指东海，后人以其所处方位，常用于指称日本。此外，在中日交恶时期，中国人对日本的蔑称也不在少数。

清代以来，中国人时或称日本为“东洋”，一些与日本有关的名词也常被冠以“东洋”二字。如日本人发明的人力车传入中国后被称为“东洋车”，日本刀被称为“东洋刀”，日本产品被称为“东洋货”，日本人被称为“东洋人”，侵华日军被称为“东洋鬼子”。那么，日本被称作“东洋”的由来又是怎样的呢？ 

一、清代中国人开始称日本为“东洋”

有明一代，由于俗称“倭寇”的日本海盗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大肆侵掠，“倭”“倭人”“倭寇”等词汇几乎固化成了具有强烈贬义的对日本国家及其国民的代称。《明史日本传》中出现“倭”字多达64次，而作为正式名称的“日本”一词仅出现22次，便是例证。

自清初至19世纪60年代，随着倭患的消除，加之中日两国间除中国商船前往日本贸易、日本渔民漂流至中国东南沿海、南明士人前往日本“乞师”等少数人员往来外，两国关系相对平淡，几乎未起大的波澜。在此背景下，往日的“倭寇”记忆逐渐淡去，对日本的称呼通常多用不含褒贬的“日本”或“东洋”。

康熙四十年（1701），苏州织造李煦奉旨“三处织造会议一人往东洋去”后，立即议定派杭州织造莫尔森假扮商人前往“东洋”侦探，莫尔森回国后“极言其懦弱恭顺”，康熙帝嗣后对日本遂不以介意。此为“东洋”一词指称日本的较早用例。

雍正六年（1728），浙江总督李卫以日本招集内地人教习弓矢技艺等为由，数次上奏建议严防日本，奏折中虽日本、东洋、倭、倭夷并称，但“倭夷”等蔑称多用于作为警戒防范对象的日本，其他情况下多称“日本”或“东洋”。

乾隆四十六年（1781），户部奏请制定《江海关则例》，称日本为“东洋”。

嘉庆元年（1796），日本商船漂流至赫哲地方，上谕称其“殊为可悯”，命相关官员将漂流民送至浙江乍浦，遇有赴“东洋”便船時，附带回国，以示体恤柔远之意。

光绪五年（1879），王之春奉命赴日考察，所著考察记录《谈瀛录》除日记《东行日记》外，还包含介绍日本地理、物产、风俗等内容的《东洋琐记》，“东洋”专指日本。 

二、“东洋”一词指称对象的演变

那么，“东洋”一词形成于何时？原指何意？指称对象的演变过程又是如何？

据考证，“东洋”一词最早出现于宋代。如真德秀（1178—1235）所著《西山文集》“其地阚临大海,直望东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丘处机（1148—1227）诗句“鳌山下枕东洋海，秀出山东人不知”等，这些用例中的“东洋”意指东面的海洋，仅表示地理方位，并无指称日本或其他国家的含义。

至元代，“东洋”一词开始具有指称现在的南海洋面各国之义。如元代陈大震等所撰的《大德南海志》中，“东洋”所指约包括今菲律宾诸岛、加里曼丹岛、爪哇岛及其以东至摩鹿加群岛的太平洋海域诸国，但日本远不在此范围。

直至明末，“东洋”一词仍无日本之含义。如姚旅(?—1622)所著《露书》称：“闽抚院以其地为东洋、日本门户,常欲遣数百人屯田其间,以备守御。”此处“东洋”当指菲律宾一带的国家，著者将其与日本一并列为窥伺台湾的国家。又如张燮（1574—1640）撰《东西洋考》载:“文莱国即婆罗国，此东洋最尽头，西洋所自起处也，故以婆罗终焉。”明确指出东洋的尽头是文莱，自此向西即为西洋。

至清代，“东洋”一词开始具有指称包括朝鲜、日本、琉球等东亚国家的含义。如雍正八年（1730），熟知海上形势的清水师提督陈伦炯以其所见所闻著《海国闻见录》，该书上卷第二篇“东洋记”即为有关朝鲜、日本、琉球的记录。又如贺长龄（1785－1848）编《清经世文续编》卷一百二：“谈边防者,东西南三洋而已。亚细亚东境为东洋，距中国最近；南海群岛为南洋，西洋入中国孔道；欧罗巴为西洋。东洋以日本为大国。”明确指出“东洋”为亚洲东境，以日本为大国。此外，也有仅将“东洋”限定于日本、琉球二国而不包括朝鲜的记录，如郑光祖（1776-1866）撰《一斑录》：“中国东界高丽。东洋有琉球（三十六岛），日本（七十二岛）。” 

三、清代中国人称日本为“东洋”的缘由

如上所述，至清代出现了包含朝鲜、日本、琉球等国的作为地域名称的“东洋”一词，日本仅作为“东洋”的一部分。若将日本与“东洋”连在一起称呼，则可称作“东洋之日本”或“东洋日本”。如《清经世文三编》卷三十一：“近来西洋之意大利、法国，东洋之日本，并皆出丝。”又如《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三：“占城、暹罗，一苇可杭。噶啰吧、吕宋、琉球，如在几席。东洋日本，不难扼其吭而捣其穴也。”

既然日本仅为“东洋”之一部分，清人又为何常以“东洋”指称日本呢？

查清人之文章著作，有时将“东洋”作为包括朝鲜、日本、琉球等国的地域名称，有时将它直接指称日本，或在同一文章中既称日本为“东洋”，又称其为“东洋日本”。如雍正六年浙江总督李卫在建议严防日本的奏折中称：“日本虽系蕞尔岛夷，恃其铜铸炮火攻击甚远、倭刀器械犀利非常，前明曾屡为海患，于东洋称一强寇。本朝威灵慑伏，屏迹多年，从无干犯中华。圣祖仁皇帝俞允会议于东洋贸易止许内商往贩，禁其自来，原有深意。”此处“于东洋称一强寇”中的“东洋”当为地域名称，而“于东洋贸易止许内商往贩”中的“东洋”则特指日本。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疏》所收《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折》：“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既称日本为“东洋日本”，也直接将其称作“东洋”。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东洋日本国所产紫铜、海鲜、樟脑，中国皆产。”“所售铜器磁器，均目所未见，异而询之，则运自东洋者。夫东洋之全土，抵中国一大省耳，其民尚不及中国十之一耳，所兴之利已如此。”虽然书名中的“日”指日斯巴尼亚（今西班牙），作者并未出使日本，但其中所述及的“东洋”和“东洋日本”皆指日本。由此大致可以推断，“东洋”在用作专指日本的词汇时，当为“东洋日本”一词省略“日本”二字后所形成的称呼。但是，直至清末， “东洋”一词并未固化为特称“日本”的专有名词，它作为东亚的地域名称仍被继续使用。

清人有时将“东洋日本”省略后直接称日本为“东洋”，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日本在东洋所包含的朝鲜、日本、琉球各国中，不仅国家最大，而且由于长崎贸易和出于对日本的防范的考虑，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较为密切，用多了“东洋日本”这一称呼后，可能自然出现了省略的称呼。而据翁广平《吾妻镜补》记载：“东洋，古倭奴国，今名曰日本，商人讳言之，故曰东洋。”该书认为,当时赴日贸易的商人因忌讳称“日本”，而改称“东洋”，至于为何讳称“日本”，则无具体说明。或许是因为当时赴日贸易的商人多集中在南方，而南方人“日本”二字的发音，与“蚀本”“折本”谐音，故而避讳之。即可理解为贸易商人因讳言“日本”二字，而省略称其为“东洋”。 

四、再说几句题外话

如前所述，“东洋”一词本无褒贬之义，但由于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倭寇、日寇甚至“小日本鬼子”等称呼成了中国人表达对日本侵略者之憎恨感情的惯用词，在此背景下，“东洋”一词后来或多或少也带上了一些贬义色彩，“东洋佬”“东洋鬼子”等称呼便是例证。

1895年，日本曾假甲午战胜之威，向清政府提出不得对日本使用“岛夷”之类的蔑称，光绪帝只能下旨禁止。但进入民国时代后，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国人对日本的蔑称又广为流行。一个侵略国家，终究得不到他国的尊重。

在近代，由于政府的无能和腐败，中国积贫积弱，屡遭侵略，受尽欺凌，“豚尾奴”“支那人”等对中国人的蔑称，也曾经是日本官民的口头禅。但时过境迁，现在这些词汇早已被废弃。一个国家，唯有富强、民主、文明、法制，才能获得他国的尊重。

“东洋”一词，与近代以来中日两国曾相互使用的蔑称一样，在现代汉语中也几乎已成了被废弃的词汇。但每一种称呼，其背后往往都有一段历史，值得后人去回顾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