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林日本史研究著作选集》发布研讨会在杭州召开
时间:2023-10-23 16:44:33    浏览次数:116     

2023年10月17日下午,以《王金林日本史研究著作选集》的出版为契机,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王金林日本史研究著作选集》发布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出席本次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教授和学者,就王金林先生作为新中国日本史研究领域“拓荒者”的事迹进行了分享,共同领略了其为推进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此外,在研读了王金林先生的著作后,各位与会者还就王金林先生的著作给自己的研究带来的启发进行了交流与探讨,对今后的日本史研究的愿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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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由南开大学刘岳兵教授主持。刘教授首先诚挚欢迎各位学者和嘉宾的到来,指出《王金林日本史研究著作选集》的出版不仅是王金林先生个人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大事,王先生作为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的顾问、作为南开大学的日本史研究的重要传承人,该著作选集的出版也是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大事,共同主办这次研讨会也是两家研究机构的第三次合作。王先生作为新中国日本史研究拓荒者的代表,该著作选集的出版,当然也是当代中国日本史研究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

王金林先生亲临会场,对参加研讨会的学者表达了感谢。特别是对参加研讨会的青年学者寄予厚望,他谦虚地表示“我的著作和文章,还处在学步的阶段,跟小孩子走路一样,缺点、错误、不成熟的观点很多,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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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院长江静教授随后发表致辞,江静教授首先从王金林先生为中国日本史学会所做的重要贡献谈起,提到王先生的研究最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就是秉持构建中国日本史研究理论体系的自觉意识,在研究中始终以“才”“学”“识”“德”的标准要求自已,追求实证有发现,分析有深度,理论有创新,国际有影响的日本史研究。江静教授还介绍了王金林先生与浙商大东亚研究院自20世纪90年代杭州大学时代起建立的深厚友谊,表达了对王先生长期以来支持与关爱的感激之情,并介绍了《王金林日本史研究著作选集》的出版过程,期待读者通过这套书,不仅能概观性地了解日本古代史的基本情况,也能深入了解日本某一时代如弥生时代、某一文化如原始信仰方面的知识,同时知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接下来,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荣誉院长王勇教授发表了线上致辞。在致辞中,王勇教授对王金林先生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深切感激。王勇教授强调了王金林先生个人杰出的学术贡献,指出这值得后辈学者铭记和敬仰,同时也感谢王金林先生为后辈提供的帮助和指导。王勇教授特别提到了王金林先生的《简明日本古代史》,这本书对他的学术生涯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是他学术生涯的指南,还是一盏明亮的学术明灯,尤其是其中考古部分的内容给予了他极大的启发。王金林先生的著作充分引用了丰富的考古成果,为读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王勇教授总结道,王金林先生不仅是杰出的研究者,还是一位慷慨的教育家。他的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值得后辈学者尊敬、学习与传承。

本次研讨会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江静教授主持的研究发表。王金林先生的选集由5部作品组成:分别是《简明日本古代史》《日本弥生时代史》《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日本人的原始信仰》《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史略》。这套选集反映了王金林先生的日本史研究生涯的基本轨迹,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研究方法的变化、课题选择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每部著作的资料来源、内容阐述和观点分析等都明显地带有各阶段的时代烙印。

在本次研究发表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建新就王金林先生的著作《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徐老师以天地观、祭祀制和日本古坟文化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本书对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系统呈现。徐老师指出,这一著作不仅极大丰富了我们对日本古代文明产生和发展进程的认识,还推动了学界对日本历史的深入探讨,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此外,徐老师还对王金林先生的学术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强调了以下几点特点:首先,王金林先生的研究经历极其丰富,长期致力于日本历史和中日文化比较研究,其研究时间近六十年,他在日本史领域辛勤耕耘时间之长实属罕见;其次,王金林先生的研究成果涉及日本历史的各个时期,年代跨度很大,涉及的问题众多;第三,王金林先生的学术成果呈现形式多样,包括通史、断代史、专题研究、史料集和工具书;他的多部著作还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第四,王金林先生十分重视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运用,用科学的方法指导研究;第五,王先生在日本古代史研究中不仅重视文献的收集和考证,还特别重视考古学成果的收集和运用,使其古代史研究构筑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最后,王先生在研究中强调对构建中国人日本史研究体系的探索和实践。这一点对今天的日本史研究有指导意义。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李卓教授深入评述了王金林先生的著作《简明日本古代史》。李教授从自己的学术经历出发,强调了这本书的独特之处以及对自身学术生涯的重要性。李教授指出,尽管这本书主要关注日本史,但它不仅仅局限于日本本身。王金林先生以东亚的视角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不仅反映了王金林先生具备世界史的广阔视野,还表现出坚定的中国史研究立场。李教授强调,王金林先生运用丰富的历史素材来解释日本历史的问题,呼吁学者不再拘泥于国别,不再仅限于“日本人说日本的,中国人说中国的”的观点,鼓励年轻一代学者积极建立起中国的日本研究体系,为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和历史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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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李国栋针对王金林先生的著作《日本弥生时代史》进行了深入探讨。李教授表示,阅读完王金林先生的著作,被激发出要与这本书进行深入对话的冲动。李教授从五个标准来评价王金林先生的这部著作,明确指出这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学著作。此后,李教授着重思考了这本书独具匠心的章节设置,并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为什么在讨论邪马台国时,要一直扩展到‘大化改新’?”“日本为什么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 然后,李教授从稻作文明和旱作文明的文明原理层面,对传统稻作村寨的平权性、稻作联邦的合议制以及日本古代史中的合议制、集权制和庄园制的发展逻辑进行了分析。另外,李教授还从稻作农耕以及三角缘神兽镜、石刀等稻作文化的典型器物方面详细说明了王金林先生这本书的章节设置所蕴含的思维逻辑,并对王金林先生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海燕对王金林先生的著作《日本人的原始信仰》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加以归纳,认为该书的重要启发意义至少有三点,其一是如何将神话与考古资料结合,妥善处理二者的关系;其二是在东亚视野中研究日本的原始文化与信仰;其三是探讨日本神道的文化渊源。从《日本人的原始信仰》一书的独自见解,也可以看到王金林先生一代学者追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刘岳兵则对王金林先生的著作《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史略》进行了深刻的点评和分析。刘老师回溯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历程,强调了王金林先生在中日历史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同时指出这一著作对于深化中日学术交流和合作的重要性。《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史略》是这次出版的著作选集中的一本新作,是一部简明的中国日本研究的学术通史。这部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史学史著作中不仅有对中国正史日本传优缺点的“独门见解”,特别王金林先生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日本史研究学界的情况有非常详细的阐述。特别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日本一些学者对中国日本史学者的藐视,视中国日本史研究只有小学生水平,这也是王先生在日本史研究领域争取中国人的话语权和为建构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体系而不懈努力的精神动力和沉重的责任意识的源泉。时代虽然变化了,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日本史研究者的受辱和奋起,应该成为中国日本史研究者的共同的历史记忆。

在王海燕教授主持的综合讨论环节,来自南开大学和浙江工商大学的多位年轻学者结合自身的研究,对王金林先生的著作进行了深入讨论,主要分为如下数个主题:王玉玲老师结合王金林先生的《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日本人的原始信仰》《日本神道研究》三部神道著作,分享了对王金林先生神道研究的体会。她认为王金林先生的神道研究具有中国学者的研究特色,不仅重视神道在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的社会作用与政治作用,而且是运用多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研究,对国内的日本神道研究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博士生殷晨曦深入解析了《愚管抄》中的“宝剑、武士交替论”与王权之间的关系。她追溯了从《梦想记》到《愚管抄》的发展过程,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宝剑不再代表国王(王权)的身体,而成为武士的象征,从而提出了“宝剑、武士交替论”的观点。这一观点强调了“公家政权”与“武家政权”之间的复杂联系和相对独立性。

徐磊老师对中日两国古代土地制度进行了精彩对比,通过深入比较研究,揭示了两国土地制度的异同,为古代史研究贡献了有价值的思考。

姚琼老师以《中国的天地观和祭祀制与日本的古坟文化》为题,介绍了王金林老师“中国的天地观和祭祀制与日本的古坟文化”一文的核心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古代天地崇拜思想对日本的影响”的见解。她指出,在“天地崇拜”“四方神信仰”以及“四方观”的影响下,古代中国形成了一系列与四方有关的祭祀仪式,中国古代“四方观”对日本都城建筑以及祭祀活动的深刻影响,日本古代都城的“境界”祭祀是中国古代天地崇拜、四神信仰(四方观)、祭祀禁忌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具体产物,这反映出日本对吸收中国古代“天地崇拜”思想的复杂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许海华老师的报告在梳理邪马台国研究发展历程、主要学术争论的基础上,着重谈到,王金林先生的研究基于弥生时代日本地域发展多元论,提出九州北部邪马台国与原大和政权并存的重要论点,为中日学界提供了一种理解日本早期国家和社会形态的冷静思路。通过对考古发掘成果的应用,结合文献考证,将形成统一地域国家之初的日本放在东亚世界的大坐标下进行考察,从而赋予邪马台国研究这一日本古代史课题以区域史研究的意义。报告认为,认真审视日本学界的观点,继续发挥中国学者善于结合中国田野考古工作成果、长于考证的优势,善用分子人类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点,或将为邪马台国研究带来更广阔的空间。

王侃良老师围绕王金林老师的《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分享了自己的见解。王金林老师曾指出天皇制是“对日本深层认识的关键”,所以王侃良老师通过对近年来中日学界日本古代天皇制研究的简述和展望就此问题作了回应。从研究时段、数量等方面而观,中国学界更关注“律令制国家”时期天皇制的内在机理和文化成因;而日本学界则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中世晚期至近世的时段内,偏重制度史与经济史的考察,探究“公武关系”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联。由此可见,中日两国的古代天皇制研究在问题意识和研究趋向上正好形成了互补,各有千秋。我们也可知,王金林老师所提出的日本天皇制“精神结构”(治政理念、思想意识、宗教信仰以及传统习俗)如今仍然具有极强的理论价值,它正是该领域未来国内学者构建中国特色日本史研究的重要工具和方法。

此外,张晓舟老师围绕王金林先生《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指出日本古代政治构建以中国儒学为思想蓝本,以引进中原王朝先进的生产技术为物质基础,从而实现了由基层到中央的集权政治制度,同时表示王金林先生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值得年轻学者深刻学习和体悟。

曾昭骏老师从鉴真到无学祖元,精辟地分析了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发展线索,揭示了文化交流的持续性和丰富性,为中日关系的历史背景增色不少。

以上发表的年轻学者们,在阐述个人研究课题时,无一不表达了对王金林先生的感激和崇敬之情。学术和人文的相互交融,让人感慨万千。

本次研讨会在徐建新教授的主持下进入总结阶段。张健老师(中国日本史学会原会长)首先分享了王金林先生与中国日本史学会的合作历程,以及王金林先生在中国学界的重要影响。随后,宋成有老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谈到了王金林先生对中国当代日本史研究的贡献,提出五个“一”,即“一个平台”:奔忙于中国日本史学会的创立与开展多彩的学术活动;“一套丛书”:中国学者的13卷日本史或中日关系史的著作在日本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一本专著”:《简明日本古代史》,为建国后第一部日本断代史,日本史教学的必读参考书;“一片新天地”:与浙商大合作,推进南方日本古代史的发展;“一个宏大目标”:为建立中国特色日本史研究体系不懈努力。最后宋老师建议王先生注意三个“度”,即:适度研究、适度走路、适度饮食。宋老师希望王金林先生在学术研究之余,能保持延年益寿的生活方式。

会议最后,王金林先生向年轻学者表达了殷切希望,强调了找寻优质研究课题、充分挖掘考古材料、积极参与学术探讨、致力于构建中国的日本研究体系的重要性。在江静院长的领导下,年轻学者们也纷纷向王先生献上诚挚的祝愿,祈愿他身体健康、长寿幸福,并留下了珍贵的合影留念。至此,本次研讨会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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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讨会是中日古代历史研究领域的一次盛事,聚集了众多杰出学者,为与会者提供了一个深入研究和讨论日本古代历史及相关领域的机会,深化了大家对于古代历史的理解。本次会议肯定了王金林先生在中国史与日本史研究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王金林先生的杰出贡献将继续启发和影响新一代的学者,推动中日历史研究走向更广阔的领域!

通讯员:余玲霞 裘学洋 彭伊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