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6日，由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和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日本史研究的学脉传承与守正创新高端论坛”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顺利举办。线下主会场设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此次会议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诸多日本史研究先达与新生代齐聚一堂。首先，由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刘岳兵院长致开幕辞，说明本次会议缘起与旨趣。刘院长指出：“就人文学科、历史学科而言，有懂传统而未创新者，未有不懂传统而能创新者。”每个学科的发展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日本史也是这样。总结我国日本史研究之学术传统，并进一步实现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已成为我国当下日本史研究之急切任务。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计划举办中国的日本研究如何“接着讲”系列论坛，曾在2018年11月成功举办了“中国的日本神·佛·儒及现代哲学思想研究传统”主题学术论坛。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杂志社编审黄夏年先生、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牛建科教授、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吴光辉教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李卓教授分别作报告，对朱谦之先生、王守华先生、卞崇道先生和王家骅先生的事迹与主要思想进行了追溯和评论。2019年11月，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在杭州联合召开“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高端学术论坛，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江静院长在那次论坛的开幕式上说，这是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第一次牵手合作，希望能够由这次合作开出美丽的花朵。
这次论坛，是上述两次论坛的自然延伸，不仅邀请到了目前学界日本史研究各领域的代表性学者讲述自己师长——王金林先生、万峰先生、吕万和先生、汪向荣先生、俞辛焞先生、杨曾文先生的人生履历及其学术贡献、治学特点，而且邀请了目前活跃在日本史研究领域的新生代青年学者代表，他们大多是在日本著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工作的。刘岳兵院长期待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日本史研究各个领域“拓荒者”的事迹，领略他们在特殊的年代，为推进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时也期待新生代学者就传统与创新、中国话语和世界潮流等话语进行真诚地讨论与交流。刘岳兵院长在最后提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从羊城富文斋初刻本到现在已经有将近一百三十年的历史，近现代以来的日本史研究著作中，还有多少能够经得起一百年的历史检验？希望新生代的日本研究者，以学术为志业，既放眼世界，又扎根在中国的土壤中，通过艰苦不懈的努力，成为各自领域能够“领风骚数百年”的人物。
刘岳兵教授主持了上午的高端论坛。
首先由浙江大学王海燕教授带来专题报告“王金林先生的日本古代史研究”。王海燕老师回顾了王金林先生的生平与学术生涯，尤其是《简明日本古代史》的出版以及关于邪马台国问题的讨论、奈良文化与唐文化的比较观点等。王金林先生那一代的日本史学者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培养的第一代研究者，由于时代的特殊性，他们没有留学日本的机会，也很难获得第一手史料以及日本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由于屡罹秦祸，研究往往也是断断续续的。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了和日本学界交流以及正式从事稳定研究的机会。尽管如此，王金林先生还是数十年孜孜不倦、笔耕不辍，除《简明日本古代史》外，还有《奈良文化与唐文化》，与吕万和先生著的《简明日本近现代史》等，大大推进了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跃斌研究员作“万峰先生的日本近代史研究”专题报告。主要回顾了万峰先生的学术经历、学术贡献与学术特色。万峰先生的学术经历主要有两段，一段是1954年到1966年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的事情，一段是1982年起在世界历史所的时期。关于万先生的学术贡献，张老师主要讲了三本书，即《日本近代史》、《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日本法西斯的兴亡》日文版，均获得学界巨大反响，其影响甚至超越了学术圈。万峰先生的学术特色，第一是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融合；第二，强调史料与理论的融合；第三，日本史与中国史、亚洲史、世界史的融合，历史学与其它学科的融合。万先生不仅学问笃实渊博，也从不忽视理论探索，对规律性、对事物本身的执着和探求，对一家之言的执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实在值得我们学习与钦佩。
然后，日本山梨学院大学熊达云教授带来“吕万和先生的日本近代史研究”专题报告。主要介绍了吕万和先生生平、研究日本近代史的缘起与主要目的、明治维新研究、深刻剖析近代日本扩张“迷梦”的形成与悲惨的坠落，以及熟练运用马列理论指导日本近代史研究等内容。吕万和先生生长于多事之秋，命运多舛，但他追求进步，投身革命，建国后遭遇厄运，但仍不甘沉沦，潜心学问，终成一代大家。1975年历史所准备编写多卷本的《简明日本史》，吕先生负责近代史的部分，从那时起他接触了日本史的研究。此后负责撰写《简明日本近代史》，此书与王金林先生的《简明日本古代史》一起，便是新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关于日本文学历史的著作。吕先生直到退休以后也在继续他的日本史的研究，一共出版了三本学术著作，撰写了60多篇学术论文，参与翻译了10本译著，学术成果丰厚。吕先生研究日本近代史的目的是非常清晰的，即探讨剖析近代日本兴衰的原因和教训，为当代日本乃至世界各国做一个借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主要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支柱，一个是对明治维新的研究，一个是解析日本军国主义。吕先生治史视野开阔，思维缜密，史料翔实，论证严密，行文优美，对青年学者也十分关爱。从吕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可贵的史学家精神。
王玉玲老师主持“日本史研究新生代讨论”。中国社会社科院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研究员张艳茹，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助理教授梁晓弈，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钱静怡，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刘晨，日本东京大学文学博士、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员贺申杰等五位老师，作为新生代学者相继畅谈了自己的学术历程，交流了学术研究的经验、感想、问题及对未来的展望等。
张艳茹总结老一辈研究者的学术研究特色为：扎实的理论功底及文字功底、重视史料、现实关注、具有独立思考的中国立场、高端的国际学术交流。并一步指出：创新的基础是继承与守正，创新的内容包括史料创新、观点创新、理论创新，创新还需要一个有学养的学术团队。
梁晓弈以老一辈的古代史权威学者、北京大学的沈仁安老师为例，介绍了中日两国学界有关大化改新的学术论争、学术意义等，感佩于中国老一辈学者对于日本古代史相关问题的长远视角、真知灼见。
钱静怡总结中国学界有关日本古代史的研究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亦存在薄弱环节。并进一步提出今后中国学界有关日本古代史的相关研究，应该注重学术史的梳理、具有东亚史的大视野、在长时段文明比较视野下进行跨学科的学术对话等。
刘晨总结了王金林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在史料整理方面的学术贡献，感谢老一辈学者对年轻学人的学术奠基与引领。呼吁中国学界应进一步重视有关日本江户时代的研究，特别是应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分析日本近世史的国家观念、政治体制等，在继承中国研究传统、保持与日本学界对话的基础上，实现史学理论创新。
贺申杰介绍了日本学界近年来有关日本近现代史的研究热点问题，包括女性史、从亚洲史的角度看日本史、关注部落民等被压迫群体等，指出这些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已被中国学界的老一辈研究者所重视，总结出中国学界有关日本史的研究优势在于研究视角的多样性与广阔性。
刘轩教授主持了下午的高端论坛。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徐建新研究员报告题目是《汪向荣先生的中日关系和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徐建新先生首先指出：本次会议旨在总结我国老一辈日本史研究者的学术经历、学术成就、学术见地等，与1970年代末北大举行的大化革新研讨会、1993年天津社科院举办的中日主流学者国际会议一道，都是在共同回顾中国日本史研究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成果，非常有价值、有意义。而且几代日本研究者同堂共同回顾新中国以来的日本史研究，这在国内的世界史领域也是罕见的，非常有创意。
随后，徐先生介绍了汪向荣先生的生平，着重介绍了汪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开始从事的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及其成果，包括编写了《中日交涉年报》、《邪马台国》、《中日关系资料汇编》，并校注了淡海三船撰写的《唐大和尚东征传》，同时高度肯定了汪向荣先生对中日友好所做出的贡献。随后回顾了自己与汪先生的交往，表示汪先生给自己留下了三点深刻印象，第一是他反复强调中国学者应该通过研究而提出自己的认识和观点；第二是研究中要尽可能的收集资料，努力做到发言、写文章要有依据。第三是对年轻学者很友好，乐意帮助年轻人。最后徐建新先生提出了其对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几点看法，第一是应该回到古代，站在古代的那个角度观察当时的中日关系；第二是在学习日本历史文化的同时要正确分辨其落后性；第三是要关注对日本历史文化认知的解构和重构。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宋志勇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俞辛焞先生的日本外交史研究》。宋志勇教授首先回顾了俞辛焞先生的一生，重点介绍了他从一名革命军人到人民教师的身份转变与辛辛苦苦创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始末。其后着重介绍了俞辛焞先生其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史研究、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法律社会与日本的关系、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关系等研究方面的创新性成果，出版著作八部以及十卷本的《俞辛焞著作集》，发表论文一百多篇，特别是他利用大量第一手日本档案资料撰写的《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史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外交史研究》以及《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与日本》等著作，勇于开拓创新，点明或者纠正了当时很多近代中日关系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观点，深化了我国的日本史研究和中日关系史研究，填补了不少国内研究的空白。同时高度赞扬了俞辛焞先生脚踏实地、不畏艰辛的学术态度与乐善好施、无私奉献的高尚人格。最后提出了为纪念俞辛焞先生对日本史研究的贡献，准备编辑出版俞辛焞纪念文集，现向现场的各位先生征稿。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院长江静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杨曾文先生日本佛教与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在报告之前，江静院长感谢刘岳兵院长邀请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共同举办这次极有意义的高端论坛，期待未来我们两家机构有更多更好的合作。
江静院长的报告首先介绍了杨曾文先生的生平。其次介绍了杨先生的研究领域和突出成果，介绍了杨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佛教思想及中国佛教研究、日本佛教研究、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三方面，并有《佛教的起源》、《中国佛教史论》、《隋唐佛教史》、《唐五代禅宗史》、《宋元禅宗史》、《日本佛教史》、《日本近现代佛教史》等诸多成果，并以萌芽期、开花期、硕果期、圆熟期四个阶段回顾了其辉煌的学术生涯。随后总结了杨先生在佛学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包括开拓了国内学界日本佛教史研究的荒地、总结了日本古代佛教的五大特点、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汉传佛教的海外传播史及东亚佛教文化圈的建构过程、促进了中日学界的学术交流五个方面，最后对杨先生淡薄名利，宠辱不惊的高尚人格给与高度评价，并对当今日本佛教研究提出了不断拓展研究视野、不断充实与更新研究的内容、不断提升研究方法、不断促进学术的交流四项建议。
臧佩红副教授主持日本史研究新生代讨论环节，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天津大学教育学院英才副教授谭皓，日本千叶大学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日语系副教授刘峰，京都大学法学博士、庆应义塾大学研究员张帆，大阪大学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特聘副教授康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郭循春等从文化及教育交流、日本近代思想、国际关系理论、日本中世宗教、近现代日本外交等方面，共同探讨了中日学界有关中日关系研究的已有成果、最新趋势等。
谭皓介绍了老一辈学者王晓秋教授、王桂教授以及杨晓教授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日教育交流史等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并以“学术公案”的方式，巧妙地介绍了以王桂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尊师重教、虚怀若谷的学术品格。并进一步指出，今后中国学界应加强有关近代日本人留学中国史的研究。
刘峰首先感谢学术前辈为我国的日本史研究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为年轻一代留下的学术成就与精神财富。随后介绍了自身对于日本思想史、特别是以“亚洲主义”为主的日本侵华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后提倡日本史研究的创新应该做到理论与实证结合、从跨学科乃至超学科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等。
张帆对比总结了老一辈学者与年青一代学者各自的强项、弱项，指出学术创新包括发掘新史料、创出新理论、运用新方法、开拓新视角四个方面，并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提倡年青一代学者应该发挥自身强项，利用英文、德文、法文等多国史料进行对比研究，并以中国人的视角、多学科的视角进行创新性研究。
康昊主要介绍了有关日本中世宗教史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指出日本中世宗教史领域是一个拥有众多研究者的国际化研究领域，欧美以及韩国学界的相关研究近年来涌现出了诸多的新视角、新方法，其共同研究趋势包括国家及社会等整体史角度的宗教史、寺院等史料的大规模利用、艺术学·文献学·民俗学·建筑学·宗教仪式学等跨学科研究视角及方法的运营等。提倡今后应该从东亚海域史、亚洲、世界史的领域对日本中世史进行比较研究。
郭循春利用正在日本访学的机会，介绍了日本学界有关日本外交史的最新研究动向，包括仍然以对东亚国家、尤其是对中国的外交史为主，对殖民地关系的研究成为新特征，对欧美外交的研究相对较少等。提出今后的日本外交史研究应该结合中国史、利用多国史料、进行以中日外交关系为中心的跨国史研究。
总之，新时代学者均关注研究的理论创新、国际视野，希望在继承老一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将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提高到一个理论的高度和国际的广度。
张玉来副院长主持了本次高端论坛的总结与闭幕式。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李卓、北京大学教授宋成有、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张明杰、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杨栋梁相继致辞，对此次论坛在忆古追昔、总结前人经验、传承日本史研究学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对当下的日本研究提出了各自的建议。
李卓教授回顾了自己向王金林等老一辈学者求学问道的经历，强调了解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的发展历史和学脉传承意义非常重大。
宋成有教授称赞今天论坛设计的主题很好，学脉传承与守正创新，这是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好题目。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又不断的为传承注入活力，缺一不可。传承和创新两者相辅相成，这才能使学术之树常青，出现“郁郁乎文哉”那种盛大的场面。另外，强调守正也要注意，要守中国学者之正，作为学者首先应该恪守治学的正道，甘于寂寞，扎扎实实的搞学问。
张明杰教授说这次高端论坛可以说是一场旨在彰显前辈学者的专题性的学术会议。各位新生代学者所谈的自我认识、研究以及心得，也都很有启发意义。就学术研究而言如何进一步挖掘整理史料，拓展研究领域，改善研究方法，提升学术水平等等，仍然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重要课题。在今天各位的报告中涉及的前辈学者的治学特点或者是人格魅力，有几点是我自己感到印象非常深刻的，我觉得也是我们后辈学人应该铭记并发扬的。第一，就是研究上重视史料，勤于思考，善于交流，实事求是的学风，著述言之有理，言之有据。第二，治学上的现实关怀和态度。我们经常讲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日本史以及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都离不开这个现实。前辈学者可能因为他们大多数经历过很悲惨的战争或者是动乱年代，所以他们对现实有深切的体会或者感悟。所以在研究上特别注重与现实的关系，重视研究的现实意义，这一点尤其值得后辈学人学习和继承。第三点，中国人立场与视点的坚持，始终不忘作为中国学者的立场和观点。比如说在利用史料的时候，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处于维护国体或者是国家形象的目的，日本在筛选和编撰相关史料的时候，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我在翻阅过程中我就发现有的并非是原始的形态。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强调的。第四，为学界甘做人梯，甘做嫁衣的高尚品格。
杨栋梁会长回顾了2011年日本史学会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新中国日本史研究拓荒者会议”，指出本次会议进一步整体性评价了老一辈学者的学术经历、学术成果、学问特点、学术贡献等方面，可谓精心准备、内容丰富；最后，倡导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应该求实求真、回应时代要求、具有现实关怀，在理论和方法上凸显中国特色，担负起新时代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新责任。
